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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章咪佳

五日。

七年。

82年。

永久。

卢沟桥烽火五日以后，游台怀诸寺，又辗转至代县工作的梁思成一行，始闻战事。他们随即中止调查，返回北平。

1944年，誓不做亡国奴的梁思成夫妇和家人，已颠沛流离至四川李庄。

贫病交加中，梁先生在扬子江畔的一处农舍挥笔写就《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分两期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时距唐代建筑佛光寺之发现，七年了。当时梁先生最担心的是，战火中佛光寺随时会倾覆。

2019年7月7日,在梁思成先生一行离开佛光寺82年纪念日，带着最先进的设备，心怀着为佛光寺建立全面档案的使命，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组成的联合团队，再进佛光寺，对佛光寺实施数字化考古调查，探寻佛光寺的未竟之界。

联合团队从整个大佛光寺区域开始，为佛光寺寺域内外，眼目所及从整体到细部的所有遗存——建筑、彩塑、壁画、经幢、碑刻、法钟、铺地乃至残石，建立了可永久保存和可持续全面呈现的详实数字档案。

至此，佛光寺文物实现了从物质形态向数字形态的系统转化。

穿梭在佛像之林

有点遗憾的是，为了保护文物，今天佛光寺东大殿的整个佛坛已经围上了铁栏杆；即便是在现场礼佛，人们恐怕也很难仔细观看佛像。

但是工作的幸福在于，梁先生他们探访佛光寺东大殿84年以后，我们得以有机会爬上佛坛，小心翼翼地穿梭到林立的佛像之中——

2019年8月，我前往佛光寺追踪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作，当时团队对佛像的数据采集工程，正好进行到大梁底写着“宁公遇”的东大殿南次间。

1937年，在对应的佛坛位置，林徽因先生当时留下了一张照片：她正仰望一尊胁侍菩萨像。林先生的个头，大约在菩萨像的膝盖以上。

她背后的一尊主佛，是双腿垂坐的弥勒像，左右足下各有莲花一朵。梁先生说是这双膝并垂“为唐代最盛行的姿势，而宋后所罕见者，故最堪注意”——

更北边两间的主尊释迦和阿弥陀是盘腿坐的，下方的佛座整个显露得很完整；而这尊弥勒佛像的双腿垂了下来，这是拟人的状态，再加上佛衣，就把佛座差不多完全盖住了。

2019年8月，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开始对佛像进行数字化采集，这项工作的专业说法称“基于多视角的三维重建技术”，简单讲，就是从各个角度为塑像拍摄成百上千张高清照片；后期利用这些影像数据，建立佛像的三维色彩模型。

2019年8月30日，在对北次间佛坛区域的主佛弥勒佛进行数据化采集过程中，工程师汪斌告诉我，佛坛上三尊主佛中，这一尊体量是最大的；他拍了1000多张照片——比另外两尊主佛大约要多拍200张。

这个工作印证了建筑学界此前的一个研究结论——弥勒菩萨这个坐姿的一个结果是：垂下来的两条腿成为相当突出的体量，占据了从比较低的地方，也就是人们正常瞻仰佛像的位置。

而佛坛上每一间7尊像是一个整体，主尊是其中的主导因素；这一间弥勒像的下半佛座和垂足坐的部位，有了这样的处理，那么两侧的胁侍菩萨像也做出了与右边两间明显不同的调整，来配合空间上错落有致的布局角标1。

怪不得梁先生赞叹东大殿“魁伟整饬”——仅凭这一处细节，足可见佛坛上这整一座“Forest”，是古人精巧设计、创作的结果，不是“种着树”就长起来的“林子”。

爱马仕结

今天各位普通观众，也完全能够体会到这种近距离观看的幸福：

2021年11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里，正在进行的“无界之境——佛光寺建筑、彩塑、壁画数字化成果展”上，“佛像之林”完整地呈现在了你眼前：

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程师们，使用20552张、共158GB的图像数据，计算得到东大殿佛台三维模型后，输出了一张佛台彩塑的正射影像图，色彩还原度达到97%。

这其中，还有两位近两米高的“菩萨”，被科学家请到了展厅门口——这是两尊高保真的3D打印佛像。

在五台山佛光寺的佛坛上，它们是位于东大殿当心间区域释迦牟尼佛前两侧的供养菩萨。

有学者曾经解读佛像说，佛坛上三尊主佛像最最重要，可是也由于非常庄严，泥塑工匠们可发挥的空间不大；旁边的胁侍菩萨，因为有女性气质，反而可以做得很好；而再外头的供养菩萨，由于体格更小一些，细节动作都可以生动地做出来。

仔细来看看——

这两尊供养菩萨我印象深刻。2019年佛坛的数据采集工作，都是在每天晚上佛光寺对外关闭之后才开始进行。那时候每每工作到深夜，我常感到饿，就在佛坛上慢慢地观察佛像——主要是去看供养菩萨托着的盘子里，有些什么食物。

那是盛夏时节，我最觊觎的就是释迦摩尼佛右边这尊供养菩萨托盘里的西瓜：它们看起来这样新鲜、生脆，为艰苦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慰藉。

与这位供养菩萨相对的左边这尊供养菩萨，也十分精彩。

前几天朋友去浙大艺博馆看展，进门就被这尊菩萨的穿搭吸引；揣摩了半天，她问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李志荣教授一个问题：“菩萨的披（pēi）帛系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她最近买了一条丝巾，在菩萨身上看到了时尚元素。

问对人了，考古学者李教授是一位丝巾爱好者，特别喜欢收集以文物为设计元素的丝巾；平常哪怕在田野考古时，也常会优雅地系一条丝巾。她说这位供养菩萨系的是一个“田字结”，“在今天，人们也称作‘爱马仕结’，可见这是全世界打丝巾的一种经典结扣。”

新发现唐代题记

2019年9月，东大殿佛坛的数据采集工作进入尾声。有一个惊喜，正在默默地等待数字化团队的小伙伴。

在完成佛坛彩塑的整体数据采集后，还剩一道局部图版拍摄的工序——补充采集细微角落的图像信息。

其中有一个位置就是上文提到的弥勒主尊的基座后方，工程师需要在那里采集基座残留的壁画信息。

在基座后侧和佛坛背板之间的极其狭窄空间，最多能进去一个人，还得是个瘦子。

当时钻进去的是工程师汪斌，他在打光时发现基座后侧内部的横枋上似乎有墨书题记。他把相机伸进去，用机顶灯引闪，拍下了肉眼不能完全看到的墨迹。

“唐大中时期雁门工匠张师改”现场大家就基本能辨别出相机里的信息。联合团队中好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的宋阳、杨晓芳，连夜查找了梁思成先生关于东大殿墨书题记的记录，以及历来的相关研究文献，他们初步判断：这处题记从未被记载过！

浙大的学者后期通过数字化的材料进行研究，确认了文物数字化团队在东大殿南次间弥勒像木构像座内部的横枋上，首次发现了这一处唐代墨书题记。

这位张师改，可能就是佛坛彩塑工程的其中一位工匠；雁门，正是山西北部著名的雁门关（现在的代县）。这处有可能隐藏了1000多年的题记，再一次论证了梁思成先生他们对佛光寺东大殿的断代结果。

飞起来的佛光寺

周三（11月10日）连线时，当佛光寺管理所主任范永伟老师出现在镜头里时，李志荣教授首先cue他：“范老师，您能不能把佛光寺（招待所）的WIFI密码告诉全天下人呀？”

范老师憨厚地笑：“19370626。”

在现场，在线上，每一个曾经在佛光寺参与过这项工作的同仁，都有些泪目。大家自然知道这串数字的含义，也对那个在深山里、信号艰难出现的院落，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2019、2020年两年夏天，在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田野工作季期间，佛光寺招待所里最大的一间房间，给四位男生作为宿舍，这里同时也是这批工程师们的工作室。

我第一次跟团队一起进山时，看到特别赛博朋克的一个场景——

团队进场后，首先要安置数据处理设备。当时为了保证工作室每天都能处理大约60GB的数据，三套图形处理工作站（高配置电脑）被陆续运上了五台山。

而这些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严阵以待的房间里，进门迎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大张《敦煌壁画五台山图·大佛光之寺》（复制品）。

这张源自敦煌莫高窟第61窟北壁的壁画《五台山图》，这幅创作于五代十国时期的礼佛地图，正是当年梁思成先生一行“按图索骥”找到真正佛光寺的重要资料。

也正是从这间工作室开始，佛光寺的数字化数据在一点点地生成。

两个田野工作季里，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共采集原始数据约9.5TB，初步计算成果约1.33TB，项目总数据约11TB。

11TB是一个什么概念？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副教授刁常宇老师做了一个计算——

如果用0.5毫米直径的圆珠笔尖把每一个比特的数据点一个小点，那么11TB的数据加起来，可以覆盖25平方公里（37500亩）的一大块土地。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数据铺在地上，它们将覆盖6.25个浙大紫金港校区！

在现场的工作结束后，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办公室里，10台256G内存的工作站联手、没日没夜地计算了半年，突破了三维数字化进行木构建筑模型算法的极限，完成了高精度建筑模型和高保真文物模型的建立——

今天在浙大艺博馆的展厅里，一座元宇宙里的佛光寺，正在天上“飞起来”。观众能够清楚地看到佛光寺东大殿殿堂内外、明架、草架，以及彩塑、壁画、墨书等全部瑰宝的数字化模型。

并且，佛光寺的数字化计算还在继续进行，计算机还不能休假！

1961年，梁思成先生在游桂林叠彩山时，写过一首诗：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虽然彼时，距离梁先生带领营造学社成员争分夺秒地探索中国地面古建筑遗存，已经过去大约30年，但每一句话，仍然能够映照当年的情形；

这些话，又何尝不是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工作写照：

相隔80多年，即使用着最先进的设备，千方百计把数字化技术用到极致，“不辜负古人的匠心”记下佛光寺文物的至形至色，依然困难，依然至苦。

但是一代代后浪，只敢拼命向前；与时间赛跑，对文物负责。

特别致谢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任毅敏 刘宝兰 张国花 宋阳 杨晓芳 段恩泽

忻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郭银堂

佛光寺保护利用部：胡俊英 范永伟

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陈筱 黄硕 汪斌 周野 毛江燕 刘浥尘 耿志豪 董维超 朱益楠张智杰 戴守凯 甄岩

浙江省博物馆： 魏祝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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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